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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吉伟德
浙江杭州一家企业的职工王菲菲怀孕后，没在第一时间与公司同事分享喜讯，而是选择隐瞒。“之前有同事因为怀孕，绩效全被扣了，所以能瞒尽量瞒，等年底评过绩效后再说。”王菲菲说，从以往同事的经历看，公司年底的绩效考核对怀孕女职工很不友好，基本拿不到绩效考核奖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职场女性像王菲菲一样，在怀孕后的最初几个月选择隐瞒已孕情况，“隐孕”已成为女性一种不得已的职场生存策略。（2月27日《工人日报》）
对于女性职工来说，怀孕本是一件让人无比愉悦的事，值得与他人包括用人单位分享。不过在现实中，出于被降薪、辞退、影响试用期转正、升职加薪等后果的担忧，不少职场女性会有意隐瞒自己怀孕的事实，不但未主动向用人单位报告实际情况，反倒会将其作为秘密尽量隐瞒，直到“实在瞒不住了”才公之于众。
这样做存在较大的风险，既让怀孕的女职工存在很大的安全和健康隐患，是对自身安全不负责的表现；又给用人单位增加了各种不确定成本，比如提前对怀孕女职工工作任务进行统筹，对孕中和产后的人员力量进行重新分配，以及对怀孕后职工给予相应的照顾，避免出现各种意外性风险等。如此看来，职场“隐孕”是一种极不正常现象，其背后的原因值得分析，也亟待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。
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性别歧视所致。对于用人单位来说，由于相关工作都有连贯性和完整性，女性怀孕之后，每月的孕检、生育之后的产假等，可能会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。另外，有些前台或者经常出差的岗位，孕妇确实胜任不了，用人单位只能重新招人。再加上处于孕期的女职工由于怀孕，情绪会出现一定的波动，对工作的持续性开展会带来影响。正是出于控制成本和规避风险的考虑，不少用人单位对怀孕的女职工相当抵触，甚至采取解雇、调岗、降薪等手段来应对，导致女职工怀孕后的权利受到极大侵害。
智联招聘发布的《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》中显示，有58.25%的女性遭遇了“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”，在追究造成职场中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时，63.98%的职业女性认为“生育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”。在各级法院通报的典型案例中，不乏因怀孕被开除、降薪、扣除绩效等例证。正是大量的现实性风险，才使得众多职场女性产生了杯弓蛇影的恐惧感，隐瞒怀孕的真实情况便成了一种条件反射，也是规避风险最直接的方式。
由此一味指责怀孕者有失诚信，或用人单位不近人情有失公允。用人单位在选择用人对象时，会有利益本身的考量，女职工孕产期的成本包括假期成本和不在岗工作两个部分，但这一部分主要由用人单位来承担，这些显性成本支出，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再加上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成本，都使得用人单位对女职工怀孕投鼠忌器。
因而，破解“怀孕是职业女性发展瓶颈”难题必须多方发力，除了女性职工要真实报告情况，做好职业的规划与合理性安排，也需要用人单位做好公司内部的工作安排和制度设计，以平衡孕期女职工带来的管理成本，同时对于产假期间的工资，也应及时纳入生育津贴的范畴。
要在劳动者、用人单位以及国家之间合理分配女职工孕产期产生的成本，尤其是考虑到女性生育对用人单位所带来的成本负担，应当效仿发放残疾人就业补助那样，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。在税收、育儿补贴等方面给予一些倾斜性政策支持，降低用人单位的成本负担，让生育走出家庭和用人单位的范畴，以“公益性”强化生育的“公共性”，如此才能建立更多元的成本和风险分担机制，激起生育意愿的源头之水，让女性职工的权益真正得到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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